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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:结构性改革 刻不容缓

发布时间:2016-07-25

       来源:第一财经日报

       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不是撒点钱,然后就“你想涨,想涨就能涨”的。

  进入2015年后,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,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,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“黔驴技穷”。无论是中国、日本还是美国,“流动性陷阱”似乎成了“通病”——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,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、提升通胀。

  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(G20)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7月23日、24日在成都举行,如何应对上述症结成为重要议题。24日公布的G20公报重申,要用尽一切工具,结合货币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,以实现强劲、可持续、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。

 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4日表示,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,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,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。此外,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。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,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;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,放松管制,促进竞争,推进金融部门改革。

  货币政策“颓势”显而易见

  7月21日,欧洲央行召开自英国公投脱欧后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。结果,欧洲央行选择按兵不动,维持三大主要利率、QE购债规模(每月800亿欧元)不变,这与英国央行的表态如出一辙。此前,全球央行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纷纷表示出扩大货币宽松的意图,眼下却纷纷选择观望。

  今年以来,中国央行也对降准等措施有所顾虑,M1(狭义货币)和M2(广义货币)数据间的“剪刀差”不断扩大,并在今年6月创下新高,这令中国企业的“流动性陷阱”备受关注。甚至有学者表示,降准及全年M2增长13%的必要性正在下降。

 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,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,西方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,相比之下,中国仍可动用财政空间来辅助结构性改革。

  无独有偶,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近期表示,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、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。应更重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。例如,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,包括降低企业成本、扩大社会需求、改变供需两弱局面,并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。

  盛松成认为,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,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。截至2014年底,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,与当年GDP的比为39.2%;中国企业税负较重,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,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。2013年,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.8%。

  “经测算,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%,甚至更高水平(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.1%,2015年为3.5%,首次超过3%)。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,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,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。”盛松成说。

  美法财长谈结构性改革时都提及中国

  楼继伟23日在G20会议上表示,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、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。

  法国经济、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·萨潘24日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结构性改革是此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,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手段,G20国家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。结构性改革,各国都不一样,不应该泛泛而谈,而是聚焦于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产业,都应该有具体措施。比如,中国钢铁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比较有代表性。

  他表示,结构性改革有一些优先的领域,比如贸易和投资、劳动力市场、基础设施、财政的可持续等。此次会议也通过了一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,如就业率、劳动生产率等。

  对于具体的结构性改革,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·卢在G20会议期间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,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困难,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,但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取代结构性改革,“如果中国能够以财政空间辅助改革,例如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,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就能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失业、低技能员工度过过渡期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  其实,中国今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效显著。例如,此前国有企业挤占了大量资源,且大量债务得到政府刚性兑付。然而,新的大环境是,政府希望打破刚兑现状,鼓励通过市场化处理债务问题。

  数据统计显示,截至6月30日,国内债券市场今年上半年发生42起债券违约事件,其中8只债券由担保人代偿。此外,还有29只债券发出兑付风险警示。一系列数据远超2015年全年。

  G20会议期间,当被问及“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”时,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,“helpbutnotbailout!”(中文意为“援助但不兜底”)

  “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何时参与,当出现系统性风险,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,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,”楼继伟强调,“这是纳税人的钱,要评估这给纳税人的损失,不轻易进行财政干预。”

  楼继伟同时表示:“政府不能不作为,而作为就是预防,即宏观审慎监管。就重大金融风险而言,尤其是‘太大而不能倒’的金融机构,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,这时宏观审慎管理就要及早防范。”

  除了合理运用财政空间,税收也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。在各国期望从结构性改革的根源上探寻经济复苏的出路时,税制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。

  楼继伟23日表示,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。

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秘书长古利亚(AngelGurria)也认为,税收政策是G20结构性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税收政策能够推动劳动参与率,提高对劳动力的投资,推动平衡区域的差异和国内的差异。

  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,举办了税收高级别研讨会。多国财长都表示,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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