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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秉仁:混改力度决定PE参与程度

发布时间:2014-12-09

      来源:企业观察报

      ——专访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


  企业观察报记者 刘晓君


  四年前的“全民PE”一度让投资人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趋之若鹜。然而,被誉为“金融皇冠上的明珠”的PE,在经历了野蛮生长之后,是在继续上演“野蛮”的戏码?还是沉静后理性发展?


  邵秉仁认为,当初大家都不了解PE,后来发现通过PE投资可很快获取高额回报,这必然让很多人热衷于PE投资,但IPO的一度中止又让大家冷静下来。


  现在,经济“新常态”下,中央提出的新精神又给PE带来了新希望。


  然而,希望在哪儿?这一轮改革中PE能做些什么?邵秉仁认为,“这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,取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进程,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充分、改革越充分,PE发挥的作用越大。”


  驶入“健康”车道


  企业观察报:您认为目前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尚处哪个发展阶段?


  邵秉仁: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从小到大,从无到有,经历了外资主导、本土快速跟上、专业化程度渐次提高、退出渠道多元化等不同阶段,现在进入一个比较理性和健康发展的阶段。PE行业的极高灵活性,使得募资和投资都要高度市场化,这些特点决定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外部环境,PE都能凭借自己的优势灵活应对,在市场选择下优胜劣汰。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见证了这样一个规律,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。


  企业观察报: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后,还存在哪些问题?


  邵秉仁:现在行业的发展还缺乏完备的法治环境。当前股权投资行业没有监管的法律依据,2012年修订《证券基金法》时,曾试图把PE纳入进去,但是由于各方意见极其不统一,最终没有成功。这些年,PE的发展有自由的空间,这是好事。但是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,PE也不能无法无天。所以股权投资需要法治环境,明确它的法律地位。


  股权投资回归理性


  企业观察报:在经历2010年的“全民PE”后,您认为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?


  邵秉仁:投资更理性。当初大家都不了解PE,后来发现通过PE投资可很快获取额回报,让很多人热衷PE投资,出现了全民PE热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后来IPO中止,PE赚不到钱,自然就回归理性了。


  经济“新常态”下,中央提出的新精神又给PE带来新希望。特别是退出渠道的扩展,仅靠IPO退出是不够的,应更多地通过股权交易,如通过北京、上海的股权交易所退出,股权之间的交易是企业并购、重组的主要形式。


  另外,退出渠道的增加也使投资更加理性。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,了解股权之间的交易特征,现在的创业板、中小板这些方式其实是一个常态的退出渠道。比如投资人购买一家企业的股份,通过新的投资人引入,他可以将股份再卖出去。通过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盈利水平,资产自然就能增值,在增值后再行退出,这种是常态化的退出方式。


  浮躁之后归于理性,重新认识PE投资,我认为潜力无限。但应该值得警惕的是,创业要有眼光、有风险意识、有发展意识,这样才会促成创新。


  央企PE切忌只逐利


  企业观察报:目前,国内股权投资行业已经形成金融机构、上市公司、产业集团以及PE/VC多方参与的发展态势,其中也不乏央企PE的身影。您怎么看待央企PE在整个行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金融创新中应该发挥的作用?


  邵秉仁:央企PE应该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,特别是关注实体经济、关注创新型中小企业。国有企业投资就不应该像私人企业投资一样,以营利为唯一的目的,当然也要赚钱。


  如果央企PE是以央企和金融机构之间合作的方式,无异于金融的体外循环,类似影子银行,这样的方式我不赞同,说来说去都是国企之间利益的组合。


  但是,从人才结合的角度出发,这样做我认可。因为PE需要的是复合型的人才,懂实体经济的未必懂金融,懂金融资本的未必能做实体企业。但从投资方向来看,央企PE如果不是投资国家鼓励的行业,有助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项目,那就毫无意义。包括在2006年央企主导的产业基金我一直持保留态度。包括政府引导基金,政府引导基金等于用财政的钱忽悠社会资本,财政的钱绝对不是干这个的,不能与民争利,是要惠民的。


  国企或者央企就是应该做私人企业干不了、社会又急需的一些产业,比如国防、军工,这是谁也干不了的,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。但即便是这样,有些也能适度放开,美国洛克西德公司就是私人的,但照样为美国服务。所以我们有些理念完全是错误的,与“十四大”以来中央做出的政治决议是相违背的,甚至是倒退的。


  企业观察报:混合所有制改革中,您认为PE能做些什么?该如何参与?


  邵秉仁: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本身主要是针对国企的,国企在能够放开的环节放开投资准入,必然能为民间资本,包括PE提供投资机会。


 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,国企尤其是央企体量很大,如果他们把赚钱的行业垄断、把不赚钱的行业扔给社会企业,这不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。首先要把国有企业科学定位,这也是“十八大”提出来的。国有企业要办,办成什么样的国有企业,什么类型的国有企业办成公益性的企业,什么类型的企业可以走进市场办成混合所有制企业。不是说国有企业越多越好,我还是主张,国有企业的关键是要控制国家经济安全命脉,用少量的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,让更多的社会资本都为国家服务。


  另外,基本经济制度“十七大”就已经提出来了,国有经济、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是平等的竞争成分。所以PE能够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,取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阶段,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充分、改革越充分,PE发挥的作用越大。


  PE的未来与监管


  企业观察报:股权投资应该在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,特别是国外规范的股权投资已经通过PE手段助力实体企业发展,为什么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,PE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却并不明显?


  邵秉仁:第一,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历史还很短,真正有实力的PE没有几家,能够募集到几百亿人民币就不错了,发展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应该具备这个实力的阶段;第二,由于目前我们的PE的法律地位和监管方式有待改善,私募基金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;第三,PE都是追逐高回报的,这种高回报也促使它往回报最快、盈利水平更高的行业流动,比如现在的电子商务、互联网金融、金融理财等领域,都在往这些行业投资,很少往传统的实体经济投资。按理说PE应该投入在实体经济、关注实体经济,这样它才不会发生较大的风险。


  企业观察报:近期以来,相继出现一些民间融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的问题,携款跑路的事件屡有发生,有人提出需要单独立法来遏制这种现象,您怎么看?


  邵秉仁:携款潜逃、诈骗、非法集资等问题,工商管理部门、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等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,不需要PE行业再有这项立法。我们是要通过立法来明确PE的法律地位,不是说出点问题就严管,现在与其管制不如放开。


  企业观察报:您怎么看待PE监管问题?


  邵秉仁:要适度监管。但在具体实践中,存在过度监管的趋势。特别是国务院将PE监管交给证监会以后就产生两个问题:一是证监会把它视为证券投资基金,混淆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的界限,进行同一个模式的所谓监管,这就监管过度了。证券投资基金、私募或者公募都是投资到二级市场,直接进行买卖股票,当然要监管严格;而股权投资不是投到二级市场,投资过程中是上市前的系统,这就需要适度监管,而不是过度监管。两者混为一谈监管是对股权投资的打压和抑制。


  二是法无禁止即可行。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,法律既然没有禁止,就应该给股权投资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。因为第一PE有天然的自律性,第二不会造成泡沫。只要PE在工商部门取得了依法登记注册,它就具有投资的资质,不需要再进行备案登记,备案登记没有任何意义。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,以行业自律为主、适度监管为辅。


  邵秉仁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、副主任,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、副主任,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、副主席。主持或参与了十四大以来国家许多重大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。对所有制结构调整、产业经济,国民经济市场化、农业、农村发展与城镇化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、垄断行业改革以及电力改革等重大理论问题,都有系统的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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